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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辅仁，男，汉族，1919年6月出生，卫生部北京医院主任医师，1941年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
他长期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总结了独特的诊治老年顽症的规律，屡起沉疴， 被称赞“用药得当，可以通神”。
他门下桃李芬芳，耄耋之年仍言传身教，为中医药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他本着“人之痛，己之痛”的精神，以丰富的人生阅历疏导患者，使其能得到精神上的抚慰。
作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保健专家小组中***的中医专家，国医大师、北京医院中医科李辅仁教授积60多年经验，总结出一套独特的治疗老年顽症的诊治方法和规律，且用药中正，杂而不乱，被称赞“用药得当，可以通神”。
李辅仁因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长期医疗保健和重大医疗抢救工作中做出了优异成绩，多次获“中央保健杰出专家”称号。
家学渊源 师从泰斗
李辅仁吃住在恩师施今墨家里，与老师长子施稚墨“同宿舍”数年，成为老师为数不多的入室弟子，并深得其要。
李辅仁出生于中医世家，家中开有诊所，父亲、兄长皆以行医为生。少年时期，在功课之余他经常在诊所中帮忙，抄写方药，同时开始在父亲、胞兄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中医典籍，如《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等，长期的耳濡目染，使之不仅对中医学颇有好感，也坚定了他学医、行医的决心。
李辅仁在学医之初，父兄就曾告诫，中医贵在实践，晦涩抽象的中医理论只有在病人身上、在临床实践中才会变得异常灵动与直观。如果离开临床，仅靠死读书、读死书是学不会中医学的。所以李辅仁从学医起就一直坚持临床，家里的诊所为其提供了良好的见习、实习机会。这个时期积累的理论储备和医学功底为他今后的中医造诣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9年，李辅仁拜名医施今墨为师。施今墨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孙中山、何香凝、溥仪、 载涛、李宗仁等人都曾延请其治病。他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而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施今墨为人严谨、谦恭，授徒严格、认真。李辅仁吃住在恩师施今墨家里，与老师长子施稚墨“同宿舍”数年，从学习到生活都离不开老师的指导与帮助，成为老师为数不多的入室弟子。
李辅仁学医期间，不论是医术、医理、医德各方面都延续乃师之风，随师临证，并常常代师出诊，深得老师和病人的信任。在华北国医学院学习以中医为主，兼修西医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等，师满后的李辅仁先后在北京、天津两地行医，早年以擅治妇、幼科疾病而闻名。
1944年，25岁的李辅仁在北京建立辅仁诊所，上午门诊，下午出诊，正式开始以自己所学济世救人的独立行医生涯，不久就声名远播。
顾护正气 攻老年病
多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他独特的医病风格，抓主症、断然处方。用药中正，杂而不乱。他解疑难重症，屡起沉疴，活人无数。
1954年，李辅仁开始在卫生部北京医院中医科从事保健医疗和老年病中医防治工作，同时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职中医保健医师，从此他的主治方向也转为以诊治老年病为主。
李辅仁认为，人体的衰老是一个必然过程，盛极始衰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因此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就是正气渐衰，维持生命活动的各种物质与功能都在全面衰退，五脏功能日益低下，生命状态处于较低水平的、很不稳定的平衡中，同时高度强调了肾与衰老和常见老年疾病的密切关系。
老年病的病理特点为虚实夹杂，寒热互见，病情错综缠绵。在正虚基础上，老年人的病理状态往往较为复杂，不是机体的纯寒、纯热或纯虚、纯实，也不只涉及到一脏一腑，而是虚实夹杂、寒热互见，病情错综复杂，缠绵难愈，而且越是高龄，越是疾病后期，这个特点越是突出，越不容易重新恢复新的阴阳平衡，所以由衰老引发的许多不适与疾病是生命后期的必然，人与病长期共存是老年人的生存常态。
针对老年病的特点，李辅仁主张用药要杂而不乱，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明确立法治则。纵然病情复杂，矛盾重重，遣方用药时仍须遵循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繁而有序，杂而不乱，理法方药一气贯通。
顾护正气，留人而后治病，是李辅仁诊治疾病的又一特点。他强调治疗老年病，用药补勿过偏，攻勿过猛，用药要平和。老年人正气亏乏，五脏俱虚，故时刻注意顾护正气，即使要攻邪，也要兼顾攻补兼施。李辅仁反复强调，因为只要正气尚存，生机就在，因此顾护正气为老年保健的根本大法，尤其是病情危重时，应以扶正为当务之急，以求正气有所复，留人治病。如邪气缠绵，经久不愈时，可转而扶助正气，以求增强机体抗邪能力，祛邪外出。李辅仁较少使用龙胆草、黄连、栀子、大黄、附子、川乌、草乌、细辛、乳香、没药、地龙、全蝎等过于苦寒辛热或腥臭碍胃、损肝伤肾之品，既使使用也必是中病即止，或同时佐以和胃解毒药物，以防发生毒副反应。对于大苦大寒、大辛大热、峻猛攻伐及有毒之品，如麻黄、芦荟、芒硝、木通、二丑、大戟、甘遂和虫类药，则根本不用，恐老年人难以承受而发生各种严重的毒副反应。李辅仁在抢救危重症时，尤重扶助正气，固本培元。临证时独参汤、生脉饮、十全大补汤是李辅仁常选的方剂。
李辅仁临证中还特别注意固肾、和脾胃。他经常询问患者食欲如何、排便是否正常、有无腰腿酸痛、行动坐卧是否便捷等，以了解肾和脾胃的状况。他治疗时常加入和胃健脾、补肾填精之品。
李辅仁用药善用甘寒。他临证时大苦大寒之品使用不多，转而多以甘寒之品替代。他告诫后学：一是患者多为老年人，对药物的耐受力极差，不宜使用过于苦寒之品;二是患者多为北京居民，北京气候干燥，患燥热者多。甘寒药物可清热润燥、养阴生津，***为适用，而苦寒之剂却有截阴之弊，过用恐加重症状;三是苦寒药物口感差，影响患者的依从性，甘寒之品却无此缺点。
善用药对是李辅仁用药的另一显著特点。李辅仁继承了施今墨名医善用药对的经验，临证处方时多将古今数个方剂化裁而成，时用原方，时采其意，药味常成对出现，或一寒一热，或一升一降，或一气一血，或一散一收，多而不乱，主次分明，配合巧妙，浑然一体，达到了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目的。
多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他独特的医病风格，抓主症、断然处方。他解疑难重症，屡起沉疴，活人无数。从医60余年，他挽救了无数危重患者，慕名而来的患者更是不计其数。
兼容并蓄 中西合璧
他反对门户之见，主张中西医精诚团结，取长补短，在医疗实践中发挥中医优势。他力倡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中医药学的实践离不开《内经》、《神农本草》等经典医籍，但中医药学发展史上，学派的产生都源于医学家在临诊实践中，结合实际来开发经典中基本理论的含义，可以说学派的形成都是始于创新，这就是“尊古而不泥古”。
以此为基础，李辅仁发展了《内经》的“形能”学说，指出“形能”分为生理形能和病理形能两个方面。他以其丰富的临床实践，科学、辩证地揭示了两种“形能”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使古已有之的“形能”学说，成为出奇制胜地攻克现代老年性顽症的利器。
作为中医师，李辅仁主张在医疗实践中发挥中医优势，学习西医长处，缩短疗程，提高疗效，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使病人受益。
他解释说，中医重辨证，“证”是辨证论治的核心和出发点，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表现在机体整体层次上的综合病理变化。“辨证”就是通过四诊(望、闻、问、切)识别和理解“证”的过程。“证”与“辨证论治”的优势在于直接把握病人的机体反应状态，着眼于改善机体内在的稳态调节机制，调动机体综合抗病能力。但“证”只能从疾病反映在外的症状上去揣摩，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和模糊性。西医重辨病，它运用奠基于现代科技与实验研究的基础理论，说明病的解剖部位、组织的病理改变、器官的功能异常，甚至分子生物学变化的详情和细节，将其归纳为“病”的概念。“病”形成了病因、发病机制、诊断及鉴别诊断，因有结构、功能的变化，影像、化验为依据，描述具体，治疗也是针对病因，令人一目了然。
他认为中西医结合之关键，在于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而不在于理论体系之争鸣。医生治病辨证的关键不在大同，而在小异。他主张，临床上要抓住主证、断然处方。对于疑难重证，要有“药到而立起沉疴”的胆识，对“经方与时方”要灵活化裁运用，在制方用药上要做到不求标奇立异，唯疗效必须出奇制胜。
李辅仁坚决反对以流派划门派，以偏赅全，竭力倡导当今为医者不可各执一端或固守门户之见，而应在临床实践中整体的、辩证的、发展的认识人体与疾病，不断学习、吸收各医家的学术观点与诊疗经验，博采众家之长，因人、因地、因时治宜，辨证论治，治病求本，方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且，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取长补短，才能树立良好的中医形象，保证中医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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